位于天安门广场，正好 符合《周礼》所曰，“左祖右社”―――右有人民大会堂象征江山社稷，而左边的国家博物馆恰是民族的祖庙。

　 近日关于国家博物馆的新闻如下：

　 国家博物馆今天“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令人忧心忡忡。数天里，《解放日报》的记者3次随机走进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3次总共见到的观众人数是4位。馆内，即便是馆藏最珍贵的173件“珍宝特展”，也是一片青灯幽光寂静相望。展厅寂寥，国宝寂寞，历史寂然。这里的名字叫冷清！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潘震宙强调说，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一个与国家形象相称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即将改扩建。根据规划，国家博物馆现建筑将南扩，建筑面积将由现在的6．5万平方米增加到15万平方米，预计2007年完成布展。

　 国家博物馆话题激起了众学者的很大热情，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20年没有去浏览徜徉，但新馆将出，大象将呈，众学者在自己心中进行了描绘：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大匠”

　 工匠传统，我们久已失去。每当看到中东和印度的匠人在敲打着铜件，坚守着两千年前没变的工序，看着东欧的工匠吹着十字军时代就有的五彩缤纷的玻璃器皿，特别是看到西欧的画匠在年复一年地修复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鲜艳如花而现在已经黯淡发褐的油画，我们就感叹一种工匠精神和一个国家伟大文化的关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文物保护专家胡东波（曾在国家博物馆工作）是这样说国家博物馆的事：

　 作为国家级博物馆，空间必须大，大体量才能与国家大馆相适应。在博物馆运作维系中，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已经有一定量的现代化设备，但是比较偏重分析手段仪器，而保护和修复处理的仪器不足，这样即便发现问题也没有适合的仪器实施文物保护和修复。

　 特别是，我们缺少热爱传统技艺的工匠，即传统修复技术人员不足，青黄不接，后来者乏人。现在的传统修复人员最年轻的也40多岁了，而因为这样的技术人员（就是过去意义上的工匠）一般没学历，不容易评职称，大学生都不愿意从事传统修复工作。在欧洲，传统修复是与高等教育相结合的。而且这种修复传统与艺术的意义很接近，与大师的芳泽也很接近，社会地位并不低。

　 希望我们政府和教育部门能在这方面出台一些措施，使文物修复的传统能够延续，跟世界上的文化大国接轨。另外，希望改建后的国家博物馆无论在选拔管理者还是技术人员时，都要不惟学历，避免将有能力、有技术、有感觉、热爱博物馆的人拒之门外。

　 有一个大英博物馆，英国在文化上能吃一百年

　 “从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座位上磨出的脚印看，大英博物馆在150年前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大英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给予英国太多的光环了！而咱们中国呢？”中国人民大学世界史教授、历史学专家李世安说。

　 学者们认为，中国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有所贡献。国家博物馆应该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为国外学者和友人系统全面认识中国的首选地点，也应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本书册，成为世界衡量中国文化等级的一个标志。因此，它的馆藏内容应该更系统全面，能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囊括中国发展各个阶段的文物、文献等。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收揽世界史特别是东北亚、中亚、南中国海诸岛屿等与中国密切又对世界有很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内容。国博由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合并，在政治、军事方面馆藏资源丰富，但是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有欠缺，应该增加改革开放之后和世界文化的内容。应该充实馆藏量，由量变达到质变。在这一点上，大英博物馆丰富的馆藏内容应该成为我们一个追及的目标。

　 中国痛别“世界中心”，但总是大国

　 当前，国内外有一股怀疑自李约瑟“发明”之后“被中国人津津乐道60年的所谓‘四大发明’”的风潮。他们说，七千年前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印刷术和比中国的黑火药威力大得多的一种火药都是独立发明的……显然中国吃了精神上自我锁闭的亏：中国不是世界中心自有定论。但是中国确实给予世界很多。

　 我们给予了世界什么，世界给予了我们什么？过去都含混不清，锚索只是笼统说“四大发明”。我们今后要把世界说清楚，把三千年的世界文明图脉说清楚。在这点上我们比法国的卢浮宫都差得挺远，他们仅从艺术上就把从苏美尔人、埃及法老一直到当代的世界史说得清清楚楚，拿破仑及子裔在150年前就比我们现在这个当然的大国更有大国气魄。

　 顺着这个话题，清华历史系副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蔡乐苏这样说：

　 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顶级博物馆应该具有开放意识，有世界眼光，要在打开国人眼界、提升国人世界意识上有所作为。国博向全球招标，这是开放意识的很好体现，更重要的是它的内藏也应该是开放的。它所展示的不应该仅仅是狭隘的本民族、本国家的文物，更多的应该是世界精品，要和国外博物馆交流合作，比如可以通过文物交换的方式，把有复品的文物与国外交换，这样可以丰富双方的馆藏。外部规模与内藏是相互结合的，如果它的内藏狭隘，它的建筑也必然是萎缩的。国博肩负着教育国民、增强国民爱国精神的任务，只有它本身首先具备和体现开放精神，才能将爱国教育引上正轨。

　 另外，国博在文物摆放方面要有新思路，应该随着社会形势、大众观念、欣赏水平的变化而适当调整，要与时俱进。比如，大众对历史学意识已经摆脱单纯政治层面，进入社会层面，他们在关注高雅东西的同时对民俗的东西也有很大兴趣，这部分内容就应该丰富到馆藏中。

　 用宽松的心态去体验祖先的一切

　 一个报社同仁在谈到为什么这么大的博物馆曾经门可罗雀时说：“那些发展史，在小学就背它，中学也是它，上了研究生还是它：什么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发展，什么人类社会几个阶段，好像一切都要说明，‘阶级斗争是个纲’。”

　 未来的国博以什么样的思路，以什么样的文明观整合和发散？

　 文明学者、《中国文明论》的作者北野说：我心目中的国家博物馆最重要一点应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看问题，有一条超意识形态的思路。因为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思想，难以囊括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

　 举一个例子，日本古代到底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它到很晚了还有类似奴隶的人，它又很早就进入封建时代，在整个两千年的历史中，只有一次农民起义，难道它的社会就不发展了？

　 其次，这个理想中的国家博物馆应该是客观的、恒定的，具有千年基石的意义，不要以意识形态或短暂的政策为定夺，也不要胜者为王败者贼，我们过去吃够了这样的亏，某个人物有了问题，某个形式变了，展品就大换特换不亦乐乎。

　 最后，这个国家博物馆应该表现出一种伟大文明的责任，现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文明一直没有中断，几千年延续下来了。因而要把自己的文明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给予特殊的尊重，用宽阔的胸怀和宽松的心态去体验祖先的一切：成功和教训，让我们的孩子记住一粒黍米的不易、原始生存的恐怖、人类爱的重要，而不要仅记住农民杀死了哪个奴隶主，统治阶级骄奢淫逸，酒海肉林。这些要讲，但那是人类的不足，关键要看我们的文明是怎样保存、繁衍和慢慢进步的。

　 这个思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马长山说：我希望未来的国家博物馆能表现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我们国家并不缺这些。从战国时代的非战色彩、屈原的爱国精神和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到杜甫、白居易、苏轼的人民性，再到海瑞和包拯扶救弱者的清官文化……这些能很容易汇到世界文明的大潮中，使博物馆文化在中国有一种全新的面貌。

活动伊始预应力钢绞线，来自跃动的世界跳绳冠军率先带来了精彩的花样跳绳表演，让参赛家庭感受到了花样跳绳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