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世界杯，全世界的目光又集中在中东地区。

中东地域广阔，而卡塔尔则显得很小。

说到分量，还得看埃及——这不仅仅是体积上的大，更是历史积淀的深。

古埃及，不仅仅是神话中的象征，它是实实在在从泥土中孕育出的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7600年，尼罗河两岸的人们开始用石头打地基、烧制陶器和划分田地来收成。

同一时期的长江和黄河区域，连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都还没形成规模。

在四千多年后，吉萨高原上出现了三座巨大的建筑，石头一块接一块堆砌到百米高，角度几乎一致，误差精确到毫米。

现在的人拿着激光测距仪站在那里，紧张得手心里都是汗。

有人说那是用混凝土建的——这可不是傻，实在是难以置信：没有起重机，没有钢筋，甚至连铁器都还没出现，怎么做到的呢？

金字塔并不是终点，而是迈向高峰前的最后冲刺。

古老的阶梯金字塔，古老的马斯塔巴墓，古老的象形文字刻在陶片上……一层层堆积，就像树木的年轮，一圈比一圈古老。

这文明活着，不是用来摆设的。

它观测天象，制定历法，记录收支，分配土地，征召劳工，建造神殿，抵御外敌。

它有自己的生活规律：泛滥成灾—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休息调整，每年一次，非常稳定。

这个问题来了：这么结实的根，后来怎么连叶子都换了新的一批？

现在的埃及人说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追溯他们的家族历史，大部分都会标记为“阿拉伯裔”。

五千年前，在卢克索神庙前念祷词的祭司，皮肤呈棕褐色，头发卷曲，他们的名字里常带有“拉”“奥西里斯”“哈托尔”这样的神名。

人都哪里去了？

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来。

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而是被一遍又一遍地覆盖、稀释和重新书写。

就像一块石板，最初刻上了法老的名字，接着又刻上了波斯的文字，后来又被磨平写上了希腊字母，最后刷上了阿拉伯书法。每一层的文字都覆盖在前一层之上，下面的文字越来越模糊，直到几乎看不见笔画。

第一刀，是波斯人下的。

居鲁士二世建立的帝国非常大，东边一直延伸到印度河，西边一直到达地中海，北边一直到高加索，南边则压倒了阿拉伯半岛。

帝国的第二位国王冈比西斯二世把目光投向了埃及。

他没有绕过沙漠，直接朝三角洲北端的贝鲁西亚进发。

那是通往埃及的大门，也是粮食仓库的关键所在。

一场定胜负。

埃及国王普萨美提克三世的部队被打散了。

波斯人占领了孟菲斯，在那里建立了省份，设置了总督，开始征收赋税，还从当地征召士兵。

埃及变成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十二个省份。

这个政权长达一百二十年。

长度适中，深度一般。

波斯人要的是贡赋，而不是灵魂。

他们让埃及人继续崇拜自己的神灵，用自己熟悉的文字记录事情，并且让本地的贵族担任一些低级别的官职。

神庙在修缮，祭司在念经，木乃伊照样裹着。

现在换了一个领导：总督是波斯人，驻军也是波斯人，用的文书是阿拉米语，而不是埃及语。

文化的根还在，但气息被堵住了——上下沟通的路，被外人控制着开关。

后来波斯国内混乱，大流士二世去世后，各地纷纷举旗反抗。

埃及人民抓住机会起义了。

当地贵族自封为法老，重新建立了王朝，驱逐了波斯的军队，恢复了过去的制度。

国家终于恢复了。

说明就是解释或者描述某件事情或某个概念。

说明波斯那一刀，虽然深，但没见骨。

血未干，根仍深植于土中。

真正动摇根基的，是第二拨人——希腊人。

亚历山大向东征战时，击败波斯军队如同扫除残枝败叶一般轻松。

他轻松拿下埃及，没动用任何兵力。

当地的人们打开城门迎接他，并称他为“阿蒙之子”——这是最高的神权认可。

他没有推翻祭司集团，反而前往锡瓦绿洲的阿蒙神庙寻求神的指示，并在那里举行了加冕仪式。

智慧。

他明白，要想保住这片土地，首先得祈求上天的同意。

他走了，帝国分裂成了几个部分。

托勒密将军来到了埃及。

他没有称自己为“总督”，而是直接戴上了上下埃及的红冠和上埃及的白冠，自称为法老。

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了一座充满希腊风情的新城，这里有深水港口，笔直的街道，还有高达三百米的灯塔，为夜晚航行的船只照亮方向，让它们不敢偏离航线。

托勒密王朝统治了275年——这是任何外族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

这二百七十五年，既有融合，也有替代。

王室家族是马其顿血统，会说希腊语，信仰宙斯和雅典娜，但在公共场合却穿着埃及法老的服饰，主持阿庇斯公牛的祭祀仪式，并向伊西斯神庙捐赠财物。

齐头并进。

在上层建筑中采用了希腊化风格：官府使用希腊语，法律制度也参照希腊的习惯，而军队的核心力量则是由马其顿的老兵组成。

乡村生活如古埃及：人们耕种、纳租、祭祀，一如先辈。

中间阶层开始有了混血现象。希腊士兵娶了埃及女子，商人与埃及人通婚，工匠们还合作修建了神庙。

这座庙宇不断翻新，外观融合了希腊的柱子和埃及的浮雕，里面的神像虽然有着希腊人的脸庞，却被称作“塞拉皮斯”，真是中西合璧的神明。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这个混血王朝的最后一位女王。

她精通九种语言，埃及语是她的母语之一——以前的托勒密王室连学都不屑。

她知道如何在罗马的大人物之间游刃有余，用联姻来换取生存的空间。

她和凯撒生子，和安东尼结盟，这不只是风流，而是国家的策略。

当屋大维的舰队逼近亚历山大港，她之前的所有计划都落空了。

屋大维追求的不是盟友，而是辖地。

安东尼战败后选择了自杀，他曾试图与屋大维会面，但没有成功。

毒蛇进宫，王朝结束。

埃及变成了罗马的“元首行省”，直接听皇帝指挥，不再由元老院管理——待遇特殊，因为太富了。

罗马人曾计算过，埃及每年贡献的粮食占到了帝国总需求的三分之一。

没有它，罗马就要断粮。

罗马的统治，就好比一场彻底的大换血。

前两拨外族——波斯求利，希腊求稳——罗马追求的是“罗马化”。

不是要你接纳我，而是要你变成像我一样。

在管理上，取消了法老的制度，设立了总督，直接听命于皇帝。

法律上，推行罗马法，埃及本地法只适用于民事小案。

希腊语仍然是主要语言，但官方文件的抬头必须用拉丁文。重要公告则双语并排，希腊语在左边，拉丁文在右边，看起来希腊语占了上风。

在宗教方面，可以接受崇拜埃及的众神，但一定要加上一句：“为皇帝祈福”。

不加？轻则罚款，重则拆庙。

最严厉的是人口政策。

罗马的军队一直驻扎着三万多人，这些人大多都是来自其他地方的雇佣兵，比如色雷斯人、高卢人和叙利亚人。

他们退役后不回乡，就在当地分田种地，娶妻生子。

亚历山大港的希腊市民阶层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罗马商人、税吏和退伍军官。

当地的埃及人去哪儿了？

分为三个等级：

上等的罗马公民会说拉丁语，穿托加袍，送孩子去罗马学校。

中等阶层的农民要交税，靠种地交粮，信仰古老的神灵，但不敢公开祭祀奥西里斯，因为害怕被说成“通冥”。

低等人群包括奴隶、战俘的后代以及神庙的仆人，他们占总人口的差不多五分之一。

反抗并非没有出现过。

在公元172年，牧民们因为沉重的税收而发起了一场起义，被称为“布科里起义”。在这场起义中，牧民们一度掌控了法尤姆绿洲长达半年之久。

罗马派遣了两支军队，血腥镇压了村庄，处死了当地的首领，幸存的人则被卖去做矿工的奴隶。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类似的事情至少发生了七次。

每次处理时，都会清除一批顽固分子。

最后的结果，不是逃到沙漠里去，就是认命低头。

改名了，慢慢改名——把“普塔霍特普”改成了“马库斯”，把“奈菲尔塔莉”改成了“尤莉娅”。

不是自愿的，只是为了生存。

文化断层正在加快。

到了公元200年左右，虽然神庙的墙上依旧刻着象形文字，但人们在日常书写时，都已经改用希腊字母来写“科普特语”了。

寺庙里的祭司人数减少了，总督拿走了寺庙收入的三成，这让新人们不愿意加入这个行业。

到3世纪，会读圣书体的人不到百个，集中在菲莱岛最后几座神庙里。

公元391年，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关闭所有非基督教的神庙。

菲莱岛上伊西斯神庙的存在一直延续到了公元535年，那几乎见证了整个埃及最后的光明。

灯灭了，没人再加油。

罗马的历史根基非常牢固。

七百年漫长的统治，足以让人换上好几代的记忆。

老一辈知道如何在尼罗河泛滥时跳舞，父辈们只会按照罗马的日历来耕种，而年轻一代甚至得查书才知道“拉神”是谁。

不是忘记了，而是教育系统更换了教材。

在学校里，学生们学习维吉尔的诗歌，却不会接触到《亡灵书》；他们练习拉丁文的书法，而不是古埃及的芦苇笔和象形文字。

如果没有了语言，文明就会失去生命力。

真正的身份转换点，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的中段。

东罗马帝国，也称为拜占庭帝国，已经无力守住北非了。

国库空虚，军力分散，神学争论撕裂了社会。一方面，有人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的双重属性；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基督仅具有单一属性。这一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连边境巡逻的人员都严重不足。

在阿拉伯半岛上，一个新的力量正在兴起。

穆罕默德成功团结了各个部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

他去世后，继任者被称为“哈里发”，意思是“真主使者的继承人”。

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对埃及产生了兴趣。

这不是贪婪的行为，而是战略需要：东罗马必须控制北非的粮食生产基地；要确保地中海南岸地区连成一片；还要开辟通往北非内陆的传教路线。

在公元639年的冬天，阿拉伯的将领阿慕尔·本·阿斯带领四千骑兵出发征战。

对家人好好说话，是最高级的家风，能将对彼此的爱融入日常，让家成为温暖的港湾。对合作者好好说话，是最高效的协作方式，能以真诚沟通消除隔阂、凝聚共识，从而事半功倍。对陌生人好好说话，是最温暖的教养，能彰显出一个人内在的善良，为世界增添暖意。

没有走寻常的道路，绕过了尼罗河三角洲的重兵把守，首先夺取了西奈半岛，切断了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

继续往尼罗河谷的南方前进，专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不直接攻打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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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士兵被困在堡垒中，粮食和水都快用完了，大家的心情都很低落。

短短两年间，埃及的土地全都换了主人。

在641年，亚历山大港的城市守军放弃了抵抗，向敌人投降。

阿慕尔没有下令屠城，也没有破坏教堂，但他采取了三项措施：

在福斯塔特军营旁边，人们用泥土和木头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礼拜堂，这就是阿慕尔清真寺的前身。这是非洲第一座清真寺。

第二，征收“吉兹亚税”——让非穆斯林的成年男子每年缴纳一定的税款，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但政治权利会受到一些限制。

第三，鼓励外来人口定居——邀请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部落居民搬到埃及，给予他们土地，并免除十年的税收。

效果马上就能看出来。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5%。

主要是驻军、官员和商人。

但是政策的推动影响了人们的心思：

穷人发现，改宗伊斯兰教可以免税，还能参军拿饷；

商人注意到，用阿拉伯语签订的合同，在打官司时更有利。

地方上的大人物发现，跟新政府合作，可以保全自己的田地，甚至还能扩大自己的权力。

选择道路是自己的事，钢绞线厂家没人能强迫你，可通往希望的路似乎在那里。

虽然老教堂保留了下来，但要是想建新教堂，必须得经过总督的特别批准。

希腊语还可以用，但在法庭作证时必须有阿拉伯语翻译。

按照拜占庭旧历，农民们习惯了某个时间播种和收获，但是官府却按照伊斯兰历征税。由于伊斯兰历比公历少了十一天，闰月也没有了，农民们搞不清楚到底应该什么时候交粮食。

人口构成正在发生变化。

几百年来，移民不断涌入，阿拉伯部落一拨接一拨地来到尼罗河两岸，安家落户，开垦荒地，建设新的村庄。

当地的科普特人，也就是古代埃及人的后代，要么改变信仰，要么撤退到上埃及的农村地区。

到了8世纪末期，下埃及的平原地区基本上完成了阿拉伯化的进程。

说话的方式变了：阿拉伯语代替了希腊语和科普特语，成了人们日常交流的语言。

名字改了：“穆罕默德”“阿里”“法蒂玛”取代了“乔治”“保罗”“玛丽亚”。

原来的城市名称也变了：孟菲斯的废墟旁边，建起了一个新的地方叫“福斯塔特”，后来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开罗；而亚历山大港的规模缩小了，主要变成了一个外贸港口，国家的经济中心慢慢向东部内陆转移了。

后来的朝代更换，并没有撼动这一基础。

法蒂玛王朝是由什叶派阿拉伯人建立的，他们的首都设在开罗。在这里，他们修建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学术中心。

阿尤布王朝是由库尔德人萨拉丁建立的，他推翻了法蒂玛王朝，但保留了伊斯兰的制度。他还扩建了开罗的城墙，并与十字军进行了战斗。

马穆鲁克王朝是由一群突厥奴隶士兵夺取权力建立的，他们是一个专业的军人团体，不允许职位世袭，而是通过战功来晋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信仰伊斯兰教，使用阿拉伯语交流，但在战场上会用马穆鲁克突厥语下达命令，而正式文件则全部使用阿拉伯文撰写。

有趣的是，每次改朝换代，阿拉伯的特色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明显了。

法蒂玛信仰什叶派，但基层大多是逊尼派民众，如果逼得太紧，可能会引起反弹。

阿尤布重视军队建设，但他的粮饷供应却依赖于阿拉伯商人的网络。

马穆鲁克王朝依赖奴隶兵作战，但当兵源不足时，他们不得不从高加索地区购买新人，然后教他们阿拉伯语和古兰经。这表明文化教育比血缘关系更重要。

当奥斯曼人到来时，埃及已经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一员。

1517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赛利姆一世击败了马穆鲁克王朝，将埃及纳入其版图，并设立埃及省进行管理。

总督由土耳其人担任，而地方官则是马穆鲁克，形成了双重领导的体系。

奥斯曼帝国重视税收和征兵，但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没有干预。

清真寺正常念经，宗教法庭用沙里亚法，爱资哈尔学者地位更高——他们成了帝国在埃及的精神支柱。

在统治了四百年之后，土耳其语并没有广泛使用，反而使得阿拉伯语更加纯粹。

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语言是奥斯曼土耳其语，这种语言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里面有很多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来的词。

本地文书员学习这个，就像一半靠学一半靠猜——猜的那些内容全是阿拉伯语的词根。

时间久了，连土耳其借来的词也按错了阿拉伯语的发音。

近代的小插曲更显现出基础的稳固。

拿破仑在1798年占领了埃及，带了一百七十位学者，进行测绘、考古工作，并编纂了《埃及志》。

他对伊斯兰教很尊重，自称为“穆斯林的朋友”，还会参加开斋节的庆祝活动。

埃及人不相信。

马穆鲁克的残部和农民在开罗的街道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他们用石头砸向敌人的炮车，并从屋顶上泼下滚烫的油。

三年后，法国军队撤离了。

剩下什么？

几个被炮弹轰过的金字塔尖，一堆考古报告，还有个现实：外人再厉害，也插不进这文化里。

后来，英国人通过掌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达到了控制经济的目的。他们还派遣所谓的“顾问”，来主导埃及的财政和军事大权。

表面上赫迪威担任总督，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英国领事手中。

他们很聪明：不涉及宗教，不改变法律，也不推广英语教育。

公立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古兰经》和奥斯曼历史。

埃及的法庭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审理家庭事务的伊斯兰法法庭，一个是处理商业案件的混合法法庭，还有一个是专门审理涉及外国的案件的英国法法庭。这样的设置确保了普通埃及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接触英语。

他们明白，一旦触及信仰，就会彻底失败。

1882年，阿拉比起义爆发。这场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军官们要求提高工资，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起义的口号包括“伊斯兰团结”和“驱逐异教顾问”。

英国增派两万军队才得以控制局势。

1952年，埃及发生了一场政变，纳赛尔上台了。

他推翻了君主制，赶走了英国人，提倡泛阿拉伯主义。

重要一步：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发生在1956年。

理由不是钱，而是尊严。

运河建在埃及，但利润被英法公司赚走，埃及工人拿最低工资。

在收归那天，开罗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大家都在收听广播播放的《运河之歌》。歌曲的第一句是：“水属于我们，土地属于我们，主权也属于我们。”

他没有说起法老，没有提到金字塔，也没有讲到古埃及。

说的是“阿拉伯人民”“伊斯兰联合”“反对殖民”。

到了那时候，埃及人想起“古埃及”，只会把它当作博物馆里的展品和学者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用来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

身份转换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

这并不是具体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而是几个关键节点叠加在一起。

当最后一位能读懂圣书文字的祭司离世，这种文字的记忆也就消失了。

——科普特语在市场交易中退出了，只剩下教堂礼拜时用，日常语言换成了其他语言。

当阿拉伯移民的后代人数超过了原本改信伊斯兰教的本地人，人口的主要构成也就发生了变化。

当爱资哈尔学者用阿拉伯语注释古兰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术传统，使得这一思想体系得以确立。

有人好奇：现在还有古埃及人的后代吗？

有的。

科普特人就是。

在埃及，有一个占人口约10%的群体，他们主要集中在上埃及地区。这些人的姓氏通常有“布特罗斯”或“谢努达”。他们教堂里的壁画保留了拜占庭风格，而他们的礼拜则使用科普特语——这是一种古老埃及语言的活化石。

他们承认自己是古埃及人的后裔。

但是他们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埃及人”，而不是“古埃及人”。

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超过了对家族血缘的追寻。

古埃及文明的消失是由谁造成的呢？

波斯统治只持续了一百年，后来埃及又恢复了独立。

希腊和埃及混了两百多年，希腊文化吸收了不少埃及的精华。比如，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里有七十多万卷书，里面有很多都是从埃及文献翻译过来的。

罗马帝国统治了七百年，实力强大，但到了后期，连皇帝都说希腊语了，可见文化上早已受到东方的影响。

阿拉伯国家发生了最彻底的变化，但他们并没有通过屠杀来实现这些变化。相反，他们依靠制度激励，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带来了改变。

真相是：并没有一个单独的罪犯。

文明的变迁如同土壤中的层次变化——不是突然间被破坏，而是经过了风化、沉积和覆盖，一层接一层慢慢形成。

古埃及不是消失了，而是融入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它的数学知识被融入了阿拉伯的计算方法，医学成果则加入了伊斯兰医学书籍，天文观测资料被用于绘制开罗清真寺的星空图，而行政管理经验也被应用到了马穆鲁克王朝的税收记录中。

在阿拉伯语中，“法老”读作“法尔昂”，这个词指的是《古兰经》中压迫摩西的暴君，一个负面的象征。尽管如此，这个词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被纳入了新的叙事体系。

金字塔依然矗立在那里。

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没了，可它的眼睛还盯着东方的太阳。

游客们爬上去拍照，导游用阿拉伯语说：“这是胡夫的陵墓，建于四千五百年前。”

他没说“我们的祖先”，却说“人类的奇迹”。

正确。

今天站在这里的埃及人，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祖先七世纪从也门迁来，有的十五世纪从安纳托利亚调来，有的十九世纪从黎巴嫩逃难而来。

但他们都要缴纳相同的税款，祈祷的内容也相似，一同见证尼罗河的涨水——尽管如今涨水的情况已被阿斯旺大坝所控制。

文明如流水。

这条河始于维多利亚湖，穿越苏丹的湿地，冲破埃塞俄比亚高地的阻碍，到了埃及时，已经汇聚了众多支流。

水还是原来的水，但河床早就不像当初那样了。

你舀一口水喝，解解渴就好，谁会在意这水三百年前是不是来自青尼罗河呢。

在开罗老城的幽深小巷里，藏着一家铜器店。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板，他的爷爷来自努比亚，爸爸后来信了伊斯兰教。他自己是在开罗出生的，说一口标准的阿拉伯语。

店里展示着一个仿古的圣甲虫护身符，是用黄铜制作的，上面刻有象征“生命”的象形文字，形状像一个十字加一个圆环，叫“安克”。

游客好奇地问道：“这是从古埃及来的吗？”

他点了点头，说道：“对，就是那个老样子，不过现在更新了。”

再说一句：“现在没人相信它能保佑了，但戴着挺好看——就像十字架、新月，都只是个符号。”

他说得没错。

符号可以传递，信仰必须鲜活。

当一种信仰不再影响人们的结婚、葬礼，不再左右农田的耕作方式，也不再涉及人死后的归宿时，它就会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或是成为旅游时的纪念品。

今天是埃及的开斋节，但不是奥西里斯复活节。

给小孩起名叫“优素福”，而不是“图特摩斯”。

结婚时去清真寺办理手续，而不是去卢克索神庙献祭。

做出选择不是背叛，而是适应环境的必要调整。

古人在尼罗河的泥地里种小麦，他们在苏伊士运河边开集装箱吊车——工具变了，但谋生的道理没变：顺水势，借东风，活下来。

历史不会轻易下结论。

它只是记下：谁到过这里，做了哪些事，留下了哪些东西，又带走了什么。

剩下的，就让时间慢慢融合吧。

阿斯旺大坝上游，纳赛尔湖淹没了二十多座古老的神庙。

联合国采取了紧急措施，将阿布辛贝整座山体切割成块，编号标记，然后运到较高的地方重新组装。

工人在切割神庙外墙时，意外发现底层石头上刻着更早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后来被拉美西斯二世的浮雕所覆盖。

考古队长说：“看，连法老都在抹去前人的记忆。”

工人笑了笑，继续用电动锯切割石头。

木屑落入尼罗河，随水漂流，经过开罗，经过亚历山大，最终散入地中海。

没有人去救它。

水太脏，没法捞鱼。

在开罗地铁三号线的施工地点，发现了托勒密时代使用的陶制水管。

工头指示改变路线，绕行。

延迟了十天，导致额外花费了两百万埃镑。

记者询问为什么不请文物部门来进行挖掘？

他说：“挖出来直接放博物馆，我们还得绕路。还不如自己小心点，继续干活，东西还是放回原地吧。”

水管被包裹在水泥里，上面还铺设了轨道。

火车每天呼啸而过，人们低着头玩手机，信号十分稳定。

在卢克索的西边，有一个地方叫帝王谷。

游客排队进入图坦卡蒙墓，每人限十分钟。

为防止潮气损坏壁画，墓内安装了恒温恒湿系统，德国制造。

管理员是本地人，姓穆罕默德，他毕业于大学的考古系。

他英语说得很好，还能讲述图坦卡蒙的故事，但当被问到“你觉得你和他有关系吗？”时，他摇了摇头。

他是个法老，我是个公务员。他信仰阿蒙神，我信仰安拉。他墓里有金面具，我手机里存着孩子的照片。

傍晚时分，他锁上门下班了，然后骑着摩托车穿过了田地。

路边农民在浇地，用柴油泵抽尼罗河水。

水泵的声音很大，盖过了远处清真寺的呼唤声。

他走进了一条小巷，发现家门口有一只黑猫坐着。有人说这只猫是巴斯特女神的化身，也有人认为猫很干净，是先知喜爱的动物。

他轻轻揉了揉猫的脑袋，推开了门。

厨房里弥漫着煮蚕豆的香味——这种食物是埃及人早餐的主角，早在法老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豆子品种改了，做法还是老样子：煮熟了，加油，加蒜，加香菜。

他盛了一碗，搭配皮塔饼享用。

电视里播报：议员们在讨论新的税法。

孩子正在房间里念诵《古兰经》的第九章。

老婆提醒道：“蚕豆要凉啦。”

他坐下，拿起勺子，舀了一勺。

豆子绵软，香气四溢。

这种香味，四千年前在尼罗河岸边的厨房里也曾弥漫过。

没有人特意去继承。

就这样一天天过着锚索，就这么坚持下来了。